世界面臨了一個新的歴史轉折時刻，美中關系也面臨了嚴重的危機。 美中因爲“意圖的誤判”發生衝突將是世界最大的災難，要避免它就必須了解美國亞太戰略的邏輯，建立互信。 本文重溫尼克森1967年10月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瞭解他在1972年開啟美中關系正常化的思想背景，他的觀點在今天仍然有借鑒的意義。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美國的東亞政策的根本目標到今天還是相當一致的，那就是：1.地緣政治上，避免任何當地強權的出現，維持中、日、俄的平衡。 2.美國建國時的反歐洲，特別是反英國帝國主義的思想，確保東亞的商業利益不被歐洲老牌帝國所獨佔。 3.推廣意識形態的影響，包括基督教的傳播，和美式民主的教化。
對日戰爭勝利後，美國寄望於國民政府可以做為美國在亞太區域美國利益的代理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以及韓戰的爆發打破了美國的佈局。 美國開始把中共看成是與蘇聯一様的敵對勢力，必須構築第一島鏈來遏制共產勢力的擴張。 由於台灣在第一島鏈的重要位置，美國的對台政策就是防止台灣成爲一個敵對美國的中國的一部分。
1952年美總統大選之後，艾森豪上臺，拉拔了既年輕又以反共著稱的尼克森當副手，艾森豪擔心共黨勢力襲捲中國，亞洲相繼出現「骨牌效應」，因此1953年11月8日，當年的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以美國總統艾森豪特使身份首次訪台，目的是要讓老蔣安心，美國會「保證台澎安全」。 受到蔣介石熱烈歡迎，5天訪台備受尊崇，除受特殊禮遇進住士林官邸外，並與老蔣共同校閱國軍。 尼克森返回美國後，美台果然因形勢需求重新緊密合作。 1954年末美台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艾森豪向國會發表諮文，要求授權總統必要時「得使用美軍，確保台澎安全」，此即著名的「台灣決議書」，台灣正式納入美國東亞反共島鏈戰略環節，從此確保了台灣反共基地角色。
在經歷過1960年總統大選的失敗，及一系列政治挫折後，尼克森明銳的看到美必須走出因深陷越戰泥潭而造成的政治和經濟困局。 1967年10月他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一片非常有遠見和有深刻戰略意義的文章“Asia After Vietnam”，一篇許多人廣爲引用，卻未必讀過的文章。 該文清晰的勾勒出他的超前的觀念和視野，也預示出他未來的亞洲和中國政策。 這些觀念在今天仍然有意義。
他認識到“亞洲正面臨下列關鍵性的轉變：1.亞洲區域主義的出現; 2.亞洲經濟體的迅速發展; 3.對所有舊主義的不滿，這些舊主義長期囚禁了許多心靈和許多政府。 非共產主義的亞洲政府正拋棄過去的先入為主的學說和教條的束縛，尋找有效的解決方案。 “ 這些事態發展 為美國的政策提供了一系列非凡的機會，美國眼光必須不再局限於越南。
他指出更多的亞洲人傾向於通過合作行動尋求亞洲人解決亞洲問題的方法，而美國是一個太平洋大國，爲了美國的利益和理想都推動必須向西穿越太平洋，不是作為征服者，而是作為夥伴。 爲了避免另一場世界大戰，就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避免核大國之間的直接對抗。 核子大國間的衝突也許無法消除，但可以通過制定地區國間的防禦條約來減少可能性。
美國人必須認識到並非所有的亞洲政府都符合西方議會民主的理想，因爲西方的高度複雜的政治制度是經過許多世紀才能發展起來，對其他擁有不同文明傳統、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西方制度可能不是最好的。 重要的是，這些政府是否有意識地、有目的地和有計劃地朝著更大的自由、更富足的社會、更廣泛的選擇和更多的民眾參與政府決策的方向邁進。
他指出任何關於亞洲未來的討論最終都必須集中在四個巨人各自的角色上：印度，日本，中國，和美國。 日本是闗鍵，日本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必然不會滿足於二戰後所強加於他們身上的限制，而且日本要承擔在亞洲的更重要任務就必須修改日本的和平憲法。
他強調美國的任何亞洲政策都必須面對中國的現實。 放眼長遠，美國決不能永遠把中國排除在國際大家庭之外。 在這個小星球上，不可能讓十億可能最有能力的人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中。 除非中國改變，否則世界不可能安全。 因此，在美國能夠影響事件的範圍內，美國應該是引导中國的變革。 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說服中國，它必須改變輸出革命，而讓中國認識到它自己的國家利益需要轉向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 這意味著將中國拉回國際社會——但作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國家，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在不背棄歐洲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擁抱東方，塑造一個太平洋共同體。 這必須是一個有目的、有理解和互助的共同體，在加強經濟的同時協調軍事防禦; 一個擁抱亞洲力量作為對抗中國圖謀的共同體; 一個日本將在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與其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主導地位相稱的共同體; 一個美國在行使領導地位時保持克制的共同體。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人與變化之間的偉大競賽將是：控制變化而不是被變化控制的競賽。
他看到了機會也對美國百姓承諾「用光榮體面的方式結束戰爭」，贏得了1968的總統大選成爲了美國第37任總統。 由於中蘇關系的迅速惡化及1969年的珍寶島軍事衝突，蘇聯企圖對中國實行核打擊，而在世界大勢上美國也感受到蘇聯的壓力，這些客觀的形勢加快了尼克森和毛澤東的和解速度。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森乘坐的“空軍一號”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開始了尼克森的名言“改變了世界的一週”。 尼克森及夫人走下舷梯，尼克森主動的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了手，彌補了1954年日內瓦會面時，當時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的無禮行爲。 周恩來說“你的手伸過了世界上最遼闊的海洋。
1972年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爲未來幾十年的美中合作關系奠定了基礎。 在《上海公報》中，雙方以坦率和現實的態度列舉各自對重大國際問題的不同觀點，肯定了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 《上海公報》強調，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美方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 雙方相信，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會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
在臨別的答謝宴上，尼克森再次強調，“我們有巨大的分歧，使我們走到一起的，是我們有超越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我們決心不讓這些分歧阻礙我們和平相處“，”我們每一方都有這樣的希望，就是建立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制度和不同價值標準的國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平相處，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讓歷史而不是讓戰場對他們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斷“。 充分反映了尼克森的寬廣的國際觀，也奠定了此後穩定的美中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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