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看了一個視頻，內容是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談農曆新年，他談到了“年”的方方面面，讓我對“過年”增加了不少中國傳統認知。在介紹他談話的重點之前，先向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中國的農曆新年已經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正式批准為世界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現在這個節日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它已經是全世界的一個節日。
下面再談談另外兩個今年蛇年的特殊之處：

• 今年的大年初一是陽曆的一月29日，較立春的日子（二月3日）早了五天，所以在這個蛇年裏我們有了第一個立春，今年又有潤六月，因此下一個立春（陽曆2026年2月4日）比蛇年的除夕（陽曆2026年2月16日）早了12天，所以這個蛇年就有了兩個立春。（也許很多人會把24節氣當作以農曆計算的日子，其實它們是以太陽運行的規律來制定的，所以是陽曆，比較明顯的是夏至（陽曆6月21日左右）及冬至（陽曆12月21日左右）。（24 節氣都有哪些請看註一。）
• 每十九年農曆年和陽曆年重逢一次（如果你查看你的農曆和陽曆的生日，在你19歲，38歲，57歲等的生日時，你會發覺你的農曆陽曆生日又重逢了，）在這十九年中有七個農曆年是有雙春，有七個年是沒有立春，另有五年是單春。今年蛇年就是這七個雙春年之中的一個。

始自今年蛇年中國大陸將把農曆除夕列為假日，因此過年將有四天假期，可以說是慶祝了春、夏、秋、冬 四季，象徵着老百姓的富足和快樂！

雖然現在把農曆的大年初一稱之為春節，但是民間依然習慣稱之為過年，我們仍對人道賀稱：“過年好！” 那麼這個年是怎麼來的，很多人也許知道一般過去的最古老的傳說都是年是一頭怪獸，它每年到冬天的時候也就是到臘月的最後一天，它總要出來擾民，破壞大自然，殘害老百姓，給人們帶來痛苦和災難，這頭怪獸人們就起名叫年。老百姓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蒼天上的玉皇大帝，傳說中玉帝知道了這件事就派紫威大帝下界收服這頭遭害百姓的怪獸年，從此人們就可以平安快樂的過這個節日“年”了！

在結束這篇短文之前，祝各位讀者蛇年大吉！

註一：二十四節氣為：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

 
喬治，顧屏山博士是我的「網路」朋友。喬治於2024 年 9 月 24 日在匹克球場（Pickle ball）摔倒導致頭部受傷去世。我從網路友群那裡得知了這個可怕的消息。 我們深感悲痛。對我來說，喬治是個遠方的熟人，但在國際事務上卻是個相互感应的朋友。我們是晚年透過網路認識的，所以我們是「網友」。因此，我想透過我的網路專欄，將這篇《紀念喬治》的文章分發給所有的網友。
 
我不讃同互聯網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多管閒事的”社交應用程序，但我和喬治之間的聯繫要歸功於LinkedIn。 George Koo <[email protected]> 於 201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發送了 “嗨 一飛，我想加入您的 LinkedIn 網絡”，這是我們更緊密聯繫的開始。我選擇透過電子郵件和網路討論群組直接與喬治交流，而不是透過Linkedin 頁面，因為它是為我过去的技術工作（IBM　Watson 研究工作和研究生时出版物）而建立的，这些工作早在網路到來之前就已發表。喬治是一位著名的英文地緣政治文章作家，至少在華裔美國人心中是如此。根據我對喬治出版物的追踪，自1993 年以來，他在網頁上撰寫了超過596 篇文章，並被他自己分類為48 個主題領域，其中排名前七的類別是美中關係（279 篇） 、中國（175 篇）、美國政治（151 篇） ）、歷史與文化（68）、台灣（60）、美國的種族问题（56）與經濟學（56）。我對中美關係和美國政治的深度关切始於2008-10年左右，喬治的工作是我后來對國際事務写作感興趣的因素和影響之一。
 
雖然喬治沒有列出他所有論文的發表地點，但據我所知，他有很多論文發表在報紙和期刊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喬治在《亞洲時報》上發表了很多文章。喬治在 2008 年變得最多產，那一年喬治已經 70 歲了，寫了 49 篇論文。當我清楚了解名叫喬治的许多網路通讯人（其中有曹、羅、楊等幾位朋友，都常发表意见）的背景之後，我才开始收集、閱讀和討论喬治的許多論文。我記得我曾與喬治就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 的新書《世界顛倒了：美國、中國和全球領導力的鬥爭》進行通信，喬治在《亞洲時報》上發表的一篇出色的書評，克萊德的书是2021 年出版的第一本關於美 中關係 的書。喬治讚揚了普雷斯托維茨對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解釋，以及他對美國如何從歐洲「進口」技術並發展製造業以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誠實描述。日本、韓國、台灣和中國也都複製了這個過程並取得了成功。喬治不同意普斯托維茨對美中關係的零和觀點，這造成了人們對中國会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的偏執概念。喬治也質疑普雷斯托維茨稱中國共產黨是列寧主義政黨，暗示其壓迫人民，並用欺騙加入世貿組織。其实中國的勤劳努力和遵守規則卻被忽視了。
 
我很同意喬治在上述他的書評中的觀點，也同意喬治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碰巧我在2021 年春季出版了我的第七本書《中美之間有計谋的競爭（ISBN：9798706380427）》，這本書觸及了普雷斯托維茨和喬治在書評和回復中討論的許多問題。我對喬治對我的書的看法非常感興趣，這應該會讓他對我说的‘有機觀點’有更深入的理解。於是我和他溝通並提出送一本我的書请他看。 2021 年 5 月 14 日，喬治的第一封即時回覆是英文邮件：“你的書今天到了，我已經開始審查內容。首先，我向你致敬。利用強制居家期間組裝這本書，您確實將新冠病毒的封鎖時間真正發揮了建設性作用。其次，我看到我們是同路人，在退休之際，我們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幫助美國大眾更了解中國。不幸的是，美國普遍存在的反華情緒如此強烈，我們面臨著一個艰难的挑戰。” “在瀏覽你的書時，我確實注意到不只一處出現了拼字錯誤。孟晚舟的英文名字是Sabrina Meng。你用l其他一些以 S 開頭的名字。” “如果您願意花一些時間，您能否詳細說明一下你的『有機觀點』的含義。我理解你所說的主流媒体及其偏見的含義，但我想了解你對有機觀點的完整定義。謝謝你寄給我你的書。當我讀了更多你的書后，我會再次與你聯繫。最好的，喬治”
 
喬治是一位非常嚴謹的政治評論家和作家。除了在國際事務中的同好之外，我們還有一些共同的背景。我們都出生在抗戰時期的戰地重慶，二戰後去了台灣，然後在美國留學並定居。他接受過化學工程師的教育，而我則接受過電機工程師教育。尼克森訪華後，他對美中關係產生了興趣。三十多年來，喬治利用他的技術知識、雙語語言技能和文化背景搭建了美國和中國工業之間的许多橋樑。我們的另一個相似之處或許是，我們都在70歲時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來分析和評論國際事務，尤其是中美關係。一些哲學家認為70歲是開始第二次生命的年齡。如上所述，喬治最多產的一年是 2008 年，寫了 49 篇論文。喬治的寫作生涯非常有條理，他的網站包含他所有的 596 篇論文，對於所有對中美關係感興趣的人來說那是非常寶貴的資源。也許我较懒想讓美國國會圖書館管理我的論文，所以每年匆忙出版一本書。喬治立志想要对世界做出正面改變，他用自己的方式做到了。他的工作、職業和著作啟發了我，也將激勵許多其他人，特別是那些透過網路進行交流的人。
 
喬治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和史蒂文斯理工學院，是C100 委員會的成員，身後留下了妻子梅、姐妹海倫和琳達、孩子們、丹尼斯、道格和阿麗莎以及七個孫子。喬治已經度過了充實的八十六年岁月，我們是他生命中的朋友，無論是互聯網還是其他方式人们都會深深地記住他。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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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恆無欲也，以觀其眇；恆有欲也，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眇之門。
 
【釋文】
宇宙間可以用言語描述出來的原則/規律，並不一定是放諸四海皆準或不因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的原則/規律。如果這些原則/規律可以用語言去命名，那麼這些個命名也只能指它所命名的原則/規律，而不是一般皆可用之命名。宇宙之始沒有任何可以說的清楚的狀態；當開始可以命名出某種事務時，此事務便為萬物之根源。所以在宇宙之始，我們必須觀察微小之事務；在事務開始有了發展的端倪之時我們必須觀察它的細微變化。無與有為矛盾之兩面，同時存在，雖然名稱不同但卻相輔相成，非常玄妙，逐漸掌握世間的原則/規律是觀察了解細微萬物之入門。
 

區桂芝  台北第一女子中學 教师 

 
編者按：從思想層面上看威脅兩岸和平的最大挑戰主要有兩個，就是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 區桂芝老師勇敢的站出來批判108新課綱，激起島內人民對台獨勢力否定中華民族認同的批判和反思。 本社榮幸的得到授權刊登她最近的一篇文章。 區老師與吳昆財教授接受本社邀請，將在8月17日在洛杉磯舉辦公開學術討論會，詳細安排將陸續公布，歡迎踴躍參加。
 
五月三十日，立院108課綱（以下簡稱108）公聽會之後，是該寫個總論了，可是我心充滿灰色的陰霾，久久不能下筆。教育官員聞絲不動的回應態度與口吻，明白宣告一切徒然，108可能成為萬年課綱。狗吠火車再狂烈，吠不醒裝睡的司機，「無恥」已固化成常態，教育列車出軌成必然，悲劇只能延續並擴大，社會正在付出代價，不知伊於胡底，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這是鬼島的共業。
 
最受咀咒的，當然就是當局一再否認的「去中國化」，具體明確表現在歷史與國文。司馬昭之心是欲蓋彌彰的，不過「去中國化」並不始自108，只是徹底消滅中國史，成功於108所謂議題式的教材編寫與教學，中國史隱沒於東亞史中，中國縮小與越南、韓、日並列，更淡化中國自古以來在東亞文化圈的巨大輻射與影響，也當然切開台灣與中國不只臍帶般的血肉連結。借嘉義大學歷史系主任吳昆財教授的話：這個「違反歷史教育原則」的歷史課綱「去整體性」，「在國二的歷史教科書中，從商朝到隋唐，2400年只有1600字」；「去主體性」，「完全否定台灣的主體性，乃屬中華文明圈」；「去人物性」，「幾乎完全忽略人物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有的歷史人物面目模糊，學生只能強記硬背死的名字；「去脈絡化」，「剝奪了學生們對貫通且時序性歷史的了解」。在如此「歷史虛無主義」的敘事中，學生自然無法對先人偉大的文明成就產生任何孺慕嚮往；再加上「海洋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的「指導」緊箍咒，所有版本的教科書要通過審察，敘事口吻只能自動將「中國」變成他者，學生自然而然在歷史認知中，誤把故鄉當他鄉，徹底的疏離與斷裂，使年輕的孩子們全成了中華文化的異鄉人。
 
缺乏相關歷史背景的知識輔助，造成國文科文言文教學的困難，若要附帶解釋作品相應的時代，則教學時數不足；若直接切入文本，則學生理解淺薄，美學感受力低落，無法涵泳出較高層次的思想體悟與啟發。教與不教間，國文老師屢屢陷入「妾身千萬難」的糾結，卻往往又只能自欺欺人的告訴自己，沒時間，「自主學習」吧！雖然心裏洞若觀火，別儍了！師生之間「上下交相賊」啊！最令人悲摧的是，文言文本篇章的大幅刪減，國中小已接觸稀微，高中三年也只能精讀區區15篇，其他蜻蜓點水式的補充教材，往往因為非「必選」篇目，故在時間成本的效益考量下，通常自然就「船過水無痕」了。故此，連最淺層次的教學目標——較精緻的語文運用能力提升——也幾乎全然落空。進入古典文學的門檻變高了，學生視國文學習為畏途，甚至因學習成就低落而產生仇恨值，質疑文言文的價值。再搭配執政者「去中仇中」的操弄，至今仍有人以意識型態來批判提高文言文比例的要求：筆者曾收到自言小學畢業的某商業公會理事長，聲稱他和王永慶一樣不懂文言文，一樣功成名就；有來自電子業的從業人員質問「我何時會用到文言文」。唉！夏蟲不可語冰啊！試問今天的英語系國家，會有人吶喊「學莎士比亞有什麼用」嗎？德語系的中學生不讀康德嗎？法語系的電子工程師會說「我何時會用到雨果」嗎？日本人至今所有的貴族教育都必讀中文的文言經典，當然也讀他們的《萬葉集》和《源氏物語》，有人膽敢顛覆古文經典的價值嗎？為什麼台灣人竟如此大言不慚的表現無知？除了堅持意識型態造成的腦殘，筆者想不出理由。
 
當然，一切正中執政當局的下懷，歷史知識、常識低落，失去對事實的判斷力；文言經典解讀力下降，無能銜接傳統，也難產生情懷。「民族精神」自然就寄託於綠色黨國的殖民史觀，熱血而狹隘的聚焦於近卅年來宣傳的「本土」，熱愛本土，卻不斷污染本土，荒謬錯亂之極，莫此為甚。
 
文史之外，最讓學子自以為「覺醒」實則淪落的學科，非公民莫屬。一再強調「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大談法律、政治、經濟、社會、性別…，但一概切除傳統文化中各種人際關係的討論，於是每個人生命成長必然遭遇的「五倫」，思考不見了，職場之義、親子之愛、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這些來自四維八德的品格涵養，全然失去被引導的機會。只見完全西化的個人權益、自由主義等自我意識的強化，但又缺乏對等的義務與責任的觀念培養，因而學生帶著走的是「自以為是的傲慢」。青少年本就容易緊張的親子關係更激化了，原來脆弱的校園倫理更幾乎瓦解。各學校都面對來勢洶洶的學生會，動輒高喊「學權，學權」，其實學生們只要「權」不要「學」，在管教權上幾乎被繳械的校方只能一退再退，直退到今天校園霸凌、割喉、喋血…，而教育單位只能短線思考到「社會安全網」的補強，沒有人想到根本性的源頭：當我們廢棄傳統文化的教養時，社會也走上了崩潰之路。再者，108所有科目共同的痛，就是教學時數被砍，公民亦然，加上「議題式教學」，導致一樣的悲劇，即「破碎的學習」。一個議題往往同時觸及複雜的法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然學生無法有足夠時間學習相對應的知識與能力，一切討論只能破碎而淺碟。此外，課綱十分注重性別議題的領域，歷史、公民都有專章論述。然據筆者觀察，尤其多元性別概念的帶入，使青少年的性別認知頻頻產生錯亂。雖說大部分老師可能只是強調尊重他人的選擇，但這個議題的探索看來可能惡化了青春期荷爾蒙盲動的焦躁，如今的學生早戀（國高中談戀愛被認為是必修學分），可是課程中卻沒有對感情負責，或「發乎情止乎禮」的提醒。公民，公民，108設計的是學不到「公德」的公民課。
 
對課綱設計的學者們而言，最令他們意外的，恐怕是數理科目招致的反彈與批評。他們要的是深化台獨思惟，但並不想讓科技島的能力退化，孰料當多元、選修、自主學習被奉為進步教育的真理，學生花了許多時間、精力在文理各科的「探究與實作」中瞎子摸象後，原本樸素紮實的教與學便被徹底犧牲了。台清大已就108第一屆與第二屆的學生數化成績，和大三大四的學長相較，得出驚人落差的數據，也歸因於必修學分大刪之過。然從不聞有任一課綱委員或教育官員對此有任何回應，他們是龜縮心虛，還是自大獨斷的認為一時成績低落不致影響未來，因為學生能「自主、終身學習」？吾人不得而知。
 
108以美麗的口號為招牌：適性揚才、多元學習、素養導向、終身學習…，平心而論，這些口號都不是問題。問題在於他們說「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事實上是「以大學者的傲慢想像為主體」，他們以大學端的多元選修為依據，完全忽視高中最現實的升學目標，忽視高中與大學、研究所不同階段的不同教育目標；他們否定高中生各學科能力都仍在奠基階段，而108對國中小學也缺乏充實的築基課程設計。最可笑的是，無論多元選修、自主學習、探究實作，統統已經在學生豐富多樣的社團活動中百分之一百的實踐著，何須再犧牲必修科目的教學時數去疊床架屋的重複動作。最為人詬病的學習歷程，其實只要和升學資格審察脫勾，併入老師們的日常考察，即可解除一切焦慮。這麼簡單的舉措，他們不屑，學生、家長只能繼續焦慮。
 
綜而言之，執政當局的教育官員以及阿承上意的御用學者，實當鳴鼓攻之、口誅筆伐的是：以去主體的自我殖民意識瓦解民族認同，以虛無歷史、稀釋文化、否定血緣來污染教育，自斷脊梁經脈，自棄民族品德，使年輕人癱瘓匍匐於美日腳下以求其垂涎而不自覺。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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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分別是齊邦媛（1924.01.15 - 2024.03.28）、葉嘉瑩（迦陵，1924.07.02 -）、和聶華苓（1925.01.11 -）。齊、葉、聶三位，在文學領域，各自走出一片天地，成為聞名世界的大師級人物。

齊邦媛

首先，是最近剛過世的齊邦媛教授。一提到她，必提到她的曠世鉅作《巨流河》。這部描述她個人前八十年生活的傳記，也記載了整個中國在同一時期所經歷的苦難。文字樸素生動，故事真實細膩。許多經歷其境的讀者，感同身受；年少者以及大海彼岸的同胞讀過之後，無不以「震憾」兩字回應。我個人最敬佩的是，她以八秩高齡，決定一人搬進剛成立的「長庚文化養生村」，為自己營造環境，動手寫這本書，不計成敗。這份超人的毅力，終於在五年之後開花結果。她本人固然因高壽之賜，得以在生前就享受無比榮耀，相信身後也會在歷史上留下「立言」之英名。

至於齊教授以訪問學者之身份赴美深造，放棄留在彼邦發展的機會，而回台繼續培育年輕學子，以及長期為「中國筆會」出力，將華文作品介紹到世界各地的貢獻，在文教界中是耳熟能詳的。

葉嘉瑩

葉嘉瑩教授當年因受白色恐怖之累，為了躲避無謂的干擾，就到南部中學教書，韜光養晦；這段日子的艱辛，有她的自言詩為證：「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 己嘆身無托，翻驚禍有門。 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直到她先生釋放出獄風頭過後，方才重回台北。

從此，葉教授一如魚歸大海，得將自己的潛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她曾自言，一生有兩大愛好：一是喜好詩詞，二是好為人師。這兩大愛好是她一生事業的動力與支柱。加上她深厚的中國古文學底子，和锲而不舍力爭上游的雄心，使她在幾年之後，不但成為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詩詞的名教授，也是其他學院學生爭相旁聽的對象。此外，令我格外吃驚的是，葉教授的聲名遠播，以至於在1966年受邀赴美國，擔任名校密西根大學和哈佛的訪問學者。人到了美國，開始使用並非母語，並且以往也未曾經常使用的英語，她不得不刻苦自修，迎頭趕上。

1969年，葉嘉瑩萌生遷居北美之意，因不能取得全家赴美的簽證，乃轉往加拿大溫哥華，接受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教職，不出一年即獲得終身教職的身份。從此她大部份時間待在北美，在不同的校園裡教學、研究、和演講，正是意氣風發的年月。至此，她雖然生活已趨安穩，可是依然覺得「流離失所」。

葉教授於1974年首度重返大陸，睽違故鄉多年，專為探親訪舊。當時四人幫氣焰囂張，文革仍未結束。我猜她此刻並沒有回大陸教書的意願。直到1977年再度回鄉時，眼見年輕人經過十年浩劫，對中國文化依然興趣濃厚，於是起了回鄉作育英才的念頭。然而局勢仍未明朗，所以依舊按兵未動。

她等到1979年趁暑假教學空檔，首次回到天津的南開大學開課，從此展開生命中的新歷程，而逐漸孕發出與南開的不解之緣。葉教授於1991年應南開大學之邀，成立「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並任所長；後來又任南開大學終身校董。同年1991，她獲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成為該學會有史以來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院士。由此可見，當葉教授揚名於南開，增加教務的同時，並沒有疏遠她在加拿大的老東家。事實上，她奔馳於UBC與南開兩校之間外，還儘可能安排在北美、台、港、星、馬各地演講；一般公認，演講是葉嘉瑩最具魅力的強項。

葉嘉瑩於2015搬離加拿大，正式遷入南開大學為她在校園內修建的住所–迦陵學舍。這對一位學者而言，當是至高無上的禮遇與敬仰。這年她已滿91歲。

聶華苓

聶華苓在2004年她出版的《三生三世》中，對自己從出生到1991年的經歷稱為三生三世，她自喻是一棵大樹︰根在大陸（1925–1949），幹在台灣（1949 –1964），枝葉在愛荷華（1964 –）。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是在1964年決定以單親身份，帶領兩個女兒前往美國愛荷華州的大學城愛荷華市定居（Iowa City, Iowa) 。這是由早已定居該城的美國詩人Paul Engle（1908.10.12 –1991. 03. 22, 以下稱安格爾或安）居中安排的。

聶安兩人相遇於1963年，在台北美國新聞處為安格爾舉行的歡迎酒會中；當年聶38歲，安55。在酒會中安對聶一見鍾情，隨即開始緊追，無奈被行程所限，不久就必需離開台灣，之後兩人就靠著魚雁往返培植感情。以後的發展，可以證明兩人之間既富熱情又有理智，他們在聶抵達愛荷華之後五年才締結婚約。

聶華苓和安格爾的婚姻美滿，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二年之後，因安的驟然去世（1991）而終止，雖然安的年事已高，並且身體狀況不好，但當時對聶而言，似乎自己的生命也已告一段落。不過，聶的生命力頑強，又受到大批親友以及遍佈世界各地的文學家和粉絲的鼓舞，至今，她繼續獨居在愛荷華已滿33年。

聶和安兩人的結合，或許是上天的安排。早在1967年他們在志同道和的驅使之下，共同創辦了「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國際寫作計劃）。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文化交流活動：每年邀請若干位分居世界各地成名的作家，前來 Iowa City 住上好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彼此切磋、增進瞭解、互換寫作心得，更希望作家們能在幽靜的環境下，寫出更上一層樓的作品。歷年來受邀參加者已逾千人，來自120個不同國家，其中以海峽兩岸的華人居多，譬如瘂弦、鄭愁予、陳映真、柏楊、蔣勳、李昂、季季、張大春、駱以軍、蕭乾、王蒙、丁玲、劉賓雁、北島、殘雪、余華、莫言等等，洋洋灑灑，真是「族繁不及備載」。

在兩人慘淡經營之下，國際寫作計劃辦得漸起聲色，終於成為世界文壇知名的活動項目之一，並且於197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該計劃至今仍然存在，雖然安格爾已經棄世多年，而聶華苓也早已淡出日常事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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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邦媛、葉嘉瑩、和聶華苓三位大師，每一位都有漫長的職業生涯，或以著作傳世，或桃李滿天下，或推動文學有成，或諸項兼具，而直接受益的對象都是社會的菁英分子，其影響所及，是難以估量的。

如今，齊邦媛剛走完她在世上的百年歲月，留給後人的，除追思之外，還有值得模仿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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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的兩位女傑葉嘉瑩和聶華苓，百歲壽辰就在眼前，謹祝在未來的歲月裡平順安康，繼續做為一盞明燈，鼓舞引導芸芸後生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