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四年之後，拜登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他的团队经常指控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说这几个国家有不符合“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但是，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能够清楚说明这些规则到底是什么。它肯定不是指《联合国宪章》，因为美国多次未经安理会决议批准就对一些小国采取了暴力行动，违反了《宪章》。它也不是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美国没有在海洋法的批准文书上签字。它也不可能是贸易法，因为美国利用美元霸权，肆意违法制裁跟它利益相左的国家。所以，这个“规则“好像是一个美国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的东西。

   我们不能因为拜登一天到晚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好的形容词挂在嘴边就以为这些就是他所谓的规则。规则只能从实际行为中彰显，所以我们只能从拜登，或者美国的行为中去发现，到底他说是什么规则。根据笔者观察，拜登所说的“规则”其实不是一套规则，而是四套规则。美国是看哪一套对它有利的时候，就选择使用哪一套规则。下面就是笔者的观察所得，供读者参考。

   第一套规则是二战後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其中包括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庭，经社理事会，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环境规划署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一系列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制定的公约和法律规定。这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们的文书具有普遍合法性，其中包括许多全体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属于理想范畴，尚待实现。由于美国是二战后唯一超强，所以这整套规则是向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倾斜的。别的不说，它不但树立了自由主义为世界的主导思想，排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且建立了美元在国际金融领域中难以撼动的地位。

   由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一套规则很早就不够用了，所以美国就偏离了这套规则，不时采取此地指出的第二套规则，那就是以北约为基础的规则。其实，在美国参与或者发动的战争中，只有韩战获得安理会批准，其后美国在越南，阿富汗以及中东的一系列战争都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只得到北约和它的部分盟友的支持，所以，严格说来，它发动的这些战争都是违法的。或许有人会说，没有获得安理会批准，那是因为前苏联（俄罗斯）或者中国行使了否决权。这是事实，但是，毫无疑问，美国经常违反它自己主导建立的第一套规则。

   美国依靠北约或者其他盟国引用第二套规则向许多小国施暴，这就使世界秩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联合国建立之初，它的构想是追求全体人类的和平相处，维护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第二套规则是冷战架构，是美国争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架构，两者有天壤之别。这对人类历史走向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老早已经变质了。

   当然，我们承认，在地缘政治以外的诸多领域，如人道主义援助，世界卫生，环境，气候变化等问题， 美国仍然肯遵守联合国体制内制定的规则，或者按照体制内的程序，来处理问题。在金融领域，由于美国在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拥有否决权，所以它没有必要偏离这两个机构去寻求体制外的解决办法。反而是，当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出现问题，需要向这两个机构要求援助的时候，它们必须满足许多与经济无关的政治条件，而美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从中可以获取庞大的利益，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感觉到，它们不能继续生存在这种金融体制安排之中。

   正是为了避免受到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制裁，中俄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这两大金融体制以外寻求出路。中国在2013年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建立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金砖发展银行，亚非拉各个区域也纷纷创立区域性金融机构。在中俄两国牵头之下，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也应运而生，它们的目的无他，就是要另立中央，走出美国单极化的世界秩序，包括去美元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遵守美国制定的“规则”，是被美国逼出来的，不但必要，并且是正义的。

   为了制止中俄和地球南方国家另立中央，美国还弄出了另外两套规则，一套我们姑且称之为汽车大赛规则，另一套可以称之为自行车队的比赛规则。

   通常我们在公路上驾车，如果有车子的速度比我们快，我们就会换到慢车道，让他超越，可是赛车时就恰好相反。在美国一年一度举行的各种赛车活动中，抢到领先地位的人会左右摇摆换道，设法阻止被人超越。但是，我们从赛车实况看到，只要他的车速不够快，总有参赛者能够找到空隙，超越过去。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也采用了这套赛车规则，使用各种手段，如制裁，封锁市场，拒售等，阻挡他国超越它。打压中国的芯片发展，特别是拿出吃奶的力量压制华为，最能够说明这一点。

   自行车队的竞赛在欧洲非常流行，通常每一队有9名选手，其中有一名被指定为担任最后冲刺任务，也就是该队的明星骑手。在比赛过程中，其他队友会轮流骑在这位明星骑手的前面，替他挡风，节省他的力气，以帮助他作最后冲刺，夺取冠军。这就是美国使用的第四套规则。俄乌战争可能是最好的例子了。乌克兰是美国指定的第一个挡风队友，其他北约成员是接力挡风的队员。美国的目的是让这些挡风队友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使它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但拜登没有想到的是，虽然普京几乎是单枪匹马应战，随后找到了两位队友，伊朗和朝鲜，并且在得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消极支持之後，居然把乌克兰挤到沟里去了。北约的其他挡风队友看来也有点力不从心的样子。

   在亚洲，为了跟中国竞争，美国正在组建了另一支替它挡风的队伍。最近，日本首相岸田受到拜登的高规格接待，除了国宴之外，还邀请他——像泽连斯基一样——到国会山庄发表演说。岸田兴奋的不行，在演讲中向美国热情地表忠，到了肉麻的程度。随后，小马科斯也兴冲冲地赶到华府，商讨如何一起联合对付中国。经过几年的努力，美国已经把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排列定当，一旦有事，它就会让这几位队友先上场替它挡风。在这些队友削弱了中国的实力之後，养足精力的美国就可以好整以暇，作最后冲刺，一举击败中国。目前我们还看不出，拜登到底会选择其中哪一位充当第一位挡风骑手，韩国，菲律宾和台湾都有可能。日本的实力雄厚，很可能会在最后阶段上场。

   ​因此，拜登一天到晚把民主挂在嘴边，好像他所谓的规则就是民主，其实呢，他是在四套规则中游走。从他的欧洲和亚洲的各个队友的表现来判断， 他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作为明星骑手，到11月大选之後，他可能没有等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就被迫离队了。
             
              

“你的手沾满了鲜血”

    5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在参议员的国防事务听证会上发言，一位少女从观众席站起来说：“你说你每天跟加兰特（以色列国防部长）通话，两天前他宣布全面进攻拉法…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她知道她会被驱逐，所以在警察的伴随下，她一面骂，一面主动走出会议厅。这个视频在TikTok广泛流传。为什么呢？因为TikTok不受犹裔财团控制。这也是为什么挺巴勒斯坦人的视频在TikTok 上特别多，也是为什么禁止TikTok的议案会以超快的速度获得国会高票数通过的原因。

    5月8日，由于劝说纳坦雅胡不要进攻拉法失败，拜登和奥斯丁终于宣布，美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炮弹。哈马斯突袭一天，造成1200+以色列平民死亡，240+人被掳为人质；以色列攻击加沙200多天，导致33，000+人死亡，78，000人以上受伤，绝大多数是平民，三分之二是妇孺。此外，99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和超过100名记者在加沙丧生。拜登这时才宣布停止提供攻击性武器，是不是有点晚了？

世界之怒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众都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早已经触犯了种族灭绝的罪行。早在去年12月，南非就已经要求 国际刑事法庭对以色列的行为进行审查，决定它是否触犯了反人类罪行。南非外交部长甚至呼吁法庭，要求它发出逮捕纳坦雅胡的命令。在安理会中，不同的理事国多次提出要求立即停火的决议，但一再遭到美国否决。后来，连美国盟友英法都不再支持美国，都投弃权票了。陷入彻底孤立之後，美国终于在3月25日也投了弃权票，不再否决。最近联合国大会表决，143国支持让巴勒斯坦成为会员国，包括美国只有9票反对。在美国，反抗的声音在数十所大学校园里爆发。可是，纳坦雅胡和他背后的以色列极右派却觉得，将近30倍的报复还不够，坚决进军拉法。不得不说，犹太人的确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相信，有上帝的保护，他们能够跟全世界为敌！

拜登的棋局和哈马斯破局

    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据点，必须坚守，不幸碰上了不听话的纳坦雅胡，使拜登陷入困局。但是，地缘政治的斗争必须继续打下去。去年3月，中国邀请了伊朗和沙特的代表到北京，悄悄地会谈，5天之後，于10号，两位代表连同外交部长王毅，突然面对记者，发表了三国联合声明，宣布伊朗与沙特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中国外交上对美国的沉重一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Jack Sullivan）在《外交事务》的长文中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我们认为这是好事”。但是，他的心里肯定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

    这里我们需要回头提到特朗普在外交上一桩难得的成就，那就是《阿布拉罕协议》。2020年9月，他同他的夫人在白宫招待了纳坦雅胡和巴林与阿联酋两国的外长，并非常得意地宣布，在他的斡旋之下，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摩洛哥和苏丹也在他任内跟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特朗普上台後立刻撕毁了奥巴马在其任内达成的《伊朗禁核协议》，从而把重点放在拉拢逊尼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上，旨在共同抵制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那时沙特没有答应加入这项协议，虽然它才是美国想要拉拢的最大目标。中国促和伊朗与沙特，打破了美国在中东的这种拉拢逊尼派，打击什叶派的布局。

    特朗普败选，阿布拉罕协议的后续工作就落在拜登的肩膀上了，可是拜登曾经骂沙特为“贱民“国家，跟沙特王储MBS的关系相当恶劣。不但如此，他上任第一年就从阿富汗撤军，减少了对海湾产油国的军事援助，明摆着就是要战略东移，对付中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俄乌战争爆发了。为了压低油价，冲击俄罗斯经济，拜登迫切需要中东产油国增加产量，于是乎他老着脸，于2022年8月，几乎是不请自来地访问了沙特。结果他遭到冷遇，接机的居然仅仅是一位地方官员。沙特不但不增产，反而每月减产百万捅石油。    

    为了挽回跟沙特的关系，破解中国的合纵战略，拜登团队乃作出了调整，期望用沙特跟以色列建交来争取MBS。据去年7月传出来的报导，MBS初步答应了美国，愿意跟以色列建交，但细节仍需商讨。这就使得哈马斯极度不安，因为一旦以色列与沙特建交，那就表示，巴勒斯坦人，虽然同为逊尼教派，可是却被逊尼派的国家抛弃了。此时他们再不破釜沉舟，发动最后一击，更待何时？于是乎哈马斯就发动了10月7日的突袭。

    突袭发生後，虽然支持他们与以色列抗争的是什叶派的伊朗和它掌控的抵抗之弧，但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老大沙特，不得不也对巴勒斯坦人表示支持。这使得美国拉拢沙以关系变得非常困难，于是乎布林肯在以色列与沙特之间来回奔走，向沙特提出安全保证，答应给予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帮助它建立核能和半导体工厂等，期望沙特仍然肯跟以色列建交。MBS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以哈战争必须立刻停火，二，巴勒斯坦必须能够独立建国。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迫使纳坦雅胡停止他的杀戮暴行，并且，美国必须迫使以色列接受被纳坦雅胡否决的，联合国于1967年通过的两国方案。

中国的局

    且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那边的故事。特朗普2016年入主白宫之後就立刻废止了伊朗禁核协议，欧美各国因此恢复了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限制了伊朗的石油出口，使伊朗的经济几乎陷入绝境。那时，只有中国，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继续购买伊朗石油，帮助它渡过最艰难的时段。本来仍然对西方存有幻想，迟迟不肯跟中国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的伊朗，在美国退出协议和受到欧美的联合制裁之下，它在2016年6月，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也就是在特朗普上任的5个月之後，跟中国签订了长达25年，价值高达4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这可以说是中国在中东的第一个巨大外交突破。

    另一方面，中国一直与沙特保持着友善，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关系，帮助沙特进行多项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包括华为提供的5G網絡系统。就是在这种跟两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中国促成了两个互相仇视的大国的和解，并借此推动了中东阿拉伯国家间的大和解。中国与伊朗之间已经达成了用人民币购买石油的协议，并且同阿联酋和沙特也达成了有限额度的，以本币互换的方式进行贸易。明白地说，它与俄罗斯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合作，利用本币结算和数字货币，正在致力于打破美元霸权。这就是中国在中东下的大棋。沙特就是中美两国互博奪取的目标。

军事实力是底气，金融才是战场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拥有北约32国的军事联盟，加上其他多边和双边的联防条约，就军事而言，它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由于国债超过34万亿，并且大约有半数的美元是在境外流通，一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用美元进行贸易，并减少用美元作为它们的储备貨幣，那么，美元霸权就有崩溃的可能。由是观之，金融霸权其实是美国霸权的软肋。中国在中东下的大棋就是要斩断那根捆绑住美元与石油之间的绳索。

美国能够说服沙特吗？

    为了维护石油美元，美国必须稳住它与逊尼派产油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老大沙特之間的关系。那么，问题就来了：它能夠促成沙特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嗎？

    王儲MBS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少主，他看到的是：一，拜登在加沙搞不定纳坦雅胡，反而被频频打脸，在红海又压制不住胡塞武装拖鞋兵，他难道不会问：美国的安全保证有用吗？尤其是，它跟最大的对手伊朗已经化敌为友。二，面对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如果跟以色列建交，他如何向国内的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交待？三，倒向美国的代价是疏远中国，可是沙特在基建，技术合作以及在金砖组织内，都跟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值得为了得到美国的安全保证而牺牲与中国的关系吗？四，以色列目前坚决不接受两国方案，其暴力行徑已经使它成为真正的“贱民”国家，跟它建交還有什么实际意义？

    所以，拜登的圖謀大概率是会失败的。尤其是，11月大选即将到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MBS很可能更愿意等待以哈战争有了结果之後再跟明年可能上臺的老友特朗普談生意。

中国等待收拾残局

    就在5月初布林肯访华的时候，媒体突然爆出来一个消息，那就是哈马斯和法塔赫（巴勒斯特解放解组织中最強大的一支力量）正在北京举行会谈。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无论以哈战争如何结束，结束之後巴勒斯坦这一边必须有一个能够跟以色列谈判的实体。如果加沙的哈马斯跟约旦河西岸的巴解组织仍然互相敌视，不肯合作，那么他们就会继续被以色列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翻身之日，更不要谈两国方案了。北京方面肯定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认为当务之急就是促成他們之間的统一战线。这当然是中共的拿手戏。

    ​目前看来，实现两国方案的希望非常渺茫。尽管如此，在以色列陷入绝对孤立，连带使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促进巴勒斯坦人内部团结，拉拢所有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里推动两国方案，是一步站在道德高地的好棋。它会使得MBS三思，是否值得为了得到孤立的美国的安全保证去跟遭万人唾弃的以色列建交。只要沙特不被美国拉过去，美国就输掉了中东的棋局。



 

文化部花費8千多萬製作一部大型歷史歌仔戲《1624》，找來歌仔戲偶像級明星群演員，也找來擅長現代歌劇的舞台劇導演，但所得到的評價卻超出預期的低。尤有甚者，被立委高金素梅批判為到底是用原住民史觀、台灣史觀還是殖民帝國史觀？一個沒有主體性史觀的歷史劇，要如何說服人呢？更核心的問題是，文化部的台灣史觀是一個扭曲歷史事實的政治論述，這樣讓台灣人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

台灣誕生 非始於荷蘭

台灣一直有一個迷思：1624年荷蘭人來了，台灣的歷史才開始。這種史觀始於陳水扁時期，杜正勝任故宮院長時舉辦一場名為「台灣的誕生」展覽，這一檔與荷蘭合作的展覽，有不少荷人所收藏的舊地圖與過去東印度公司文物，包括荷蘭人從台灣向明朝訂購的瓷器。

這些文物當然可以印證台灣在大航海時代即參與了第一波世界經濟體系的建立，但所有東亞國家，從麻六甲、馬尼拉、越南、巴達維亞，到日本的長崎、平戶等，哪一個不是呢？廣州、漳州、雙嶼等，早在16世紀就已是葡萄牙、西班牙的貿易往來港口。是以，這種「1624年荷蘭來台，所以台灣誕生了，我站上了世界舞台」的姿態，實在有一點自卑，也缺乏世界觀。從原住民立場看更是謬誤，那是一種哥倫布所聲稱的「我們來了，美洲的歷史才開始」一樣，是帝國主義的史觀。台灣史豈是荷蘭來了才開始，那原住民和漢人呢？

事實上，在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前，東亞已有非常繁榮的區域貿易。宋元兩朝，泉州是公認的世界第一大商港，來自印度、中亞、歐陸的商人，各種信仰、語言、文化、生活習俗，交融於泉州。1330年，泉州商人汪大淵在《島夷志略》就寫過從澎湖航行到嘉義，看到阿里山日出「紅光燭天，山頂為之俱明」的場景。即使明朝時期曾經實施海禁，仍未能禁絕海商入海經商。

這便是為什麼歐洲商人來到東方，可以那麼快找到貨源買到商品的原因。因為福建、廣東的海商早已遍布東亞，成為他們最佳的貿易夥伴。也正是這些海商，帶著葡萄牙人來到中國，被視為大海商的王直更將3個葡萄牙人帶到日本種子島，將火繩槍傳入日本，進而改變日本戰爭型態，從冷兵器進人熱兵器。日本戰國史也為之改觀。

台獨執念 斬文化臍帶

這些海商比荷蘭人更早來到台灣。因日本有倭寇侵犯史，明朝不讓他們去沿海貿易，因此便和福建海商相約來台灣交貨。台灣是做為轉口貿易站而存在。1623年，荷蘭人曾派兵來台灣探查，發現居住日本的泉州海商李旦和福建商人在這裡交易絲綢。因此1624年荷蘭人的隨船軍隊利邦上尉日記中曾記載，來台灣之後，派船去北港一帶買磚塊，回來當建城堡的材料。如果不是有許多漢人居住，誰會來蓋一個燒磚廠呢？


這就意味著台灣不是一個荒島，而是開始有了多樣商業活動的商港。顏思齊的來台，鄭芝龍的崛起，皆始於此。若無鄭芝龍也就無後來的鄭成功驅逐荷蘭，完成開台使命。以此觀之，文化部所製作的「1624」歷史劇，刻意把歷史切割成片片斷斷，最後不僅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都沒有，連東亞史也說不清楚，變成是靠荷蘭才走入世界史的觀點。這未免也太悲哀了，難怪高金素梅要質疑文化部：「1624這齣戲要讓觀眾看到的，到底是誰的歷史？若要談台灣史，為何不從十三行文化、蔦松文化談起？還是這個海洋史觀只是為了一個400年的台獨政治執念？」她更一語道破，民進黨的海洋史觀不過是歐洲掠奪殖民的強盜史觀。

當前世界史的論述，逐漸擺脫歐美史家的話語霸權，回歸各民族、國家為主體的論述。只是民進黨的台獨史觀在抗中、反中意識下，罔顧歷史事實，不只是將一般熟知的日據時代歷史美化、國民政府遷台史醜化，更是從骨子裡刻意將國府扭曲為流亡政權，切割中國的歷史臍帶。如今文化部連更早的明鄭時期歷史也要竄改，自甘為帝國的犬馬，把台灣史碎片化。這樣如何對得起原住民族和唐山到台灣的開台祖先呢？民進黨的官員一向是政治正確凌駕專業，下一任文化部長李遠敢導正錯誤的史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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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南風／洛杉磯

 
波濤與海水原是一體，大陸和寶島同屬中國；台灣海峽兩岸一家親，神州台澎金馬一家人！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一中新表，壬申共識；一中三制，和諧融合；一中願景，共富共榮！
 
龍年龍月龍日共祝願：「中華民族頌」與「中華民國頌」同一歌曲！
 
一國兩制外的台灣方䅁！
 
祝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文化盛大振興！
 
* 作者是建國中學南加州校友會創會會長、洛杉磯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秘書長。
     
 

                                                             *** 本文精彩视频  從殲擊機的發展看中國如何崛起


二戰勝利後的一個最重要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它將改變人類未來發展的格局。 中國如何崛起？崛起後將會造福人類？還是带來更多的纷擾？

以史為鑒知興替，但是想完整和清晰的了解過去七十年中國時如何善用契機，化圍堵爲動力，披荊斬棘，從貧弱，迅速壮大的過程，將是一個巨大的工程。本文選擇聚焦中國殲擊機工業七十幾年來“從無到強”爲例子，來说明中國崛起的特質。即使如此，本文仍然須分三部才能交代重要的歴史轉捩點，及幕後的美國、蘇聯（後来的俄羅斯）、中國的三角關係。

本文的頭一部是“從殲-5到殲-10”，第二部是“青勝於藍的殲-11系列”，第三部討論中國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民族特質”及“兩個嚴厲的師傅”。

中國殲擊機的蘇聯基因

中國的航空工業的基礎源自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沈飛（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是中國創建最早、規模最大的現代化殲擊機設計、製造基地。參照米格-17F，沈飛從1954年10月開始研製殲-5，1956年7月13日全部採用中國自製零件的第一架殲-5完成總裝。1956年7月19日，殲-5原型機首次試飛成功。 殲-5自1956年9月正式投入批量生產。

在赫魯曉夫時期，中國引進了米格-19和米格-21戰鬥機的生產線，並在此基礎上生產出了中國的殲-6和殲-7戰鬥機。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惡化，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並撤走了所有專家和技術人員，這對中國航空工業造成了巨大的打擊。雖然中國有了殲-6和殲-7的生產線，但沒有足夠的設計師和科學家來改進和創新這些戰鬥機。此外，文革的十年動蕩期間，中國幾乎與外面的世界隔绝，因此，中國無法跟上世界航空技術的發展步伐。
在中蘇交惡后，羅馬尼亞保持了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在1970年代，羅馬尼亞向中國提供了米格-21MF戰鬥機的測繪數據和部分零件。在此基礎上，中國於1984年完成了殲-7III.型戰鬥機的總裝。這是中國第一款具備現代化概念的戰鬥機，它裝備了雷達測距器、大氣數據計算機、通訊電臺等電子設備。它標誌著中國航空工業從模仿到創新的轉變。

在整個80年代，中國空軍以少量殲-7II.和殲-8I.為核心，再加上規模龐大的殲-6構成了空中作戰力量，這遠遠落後於周邊亞洲國家：日本於1981年開始接收美製F-15重型戰鬥機，到80年代末期，已服役超過100架; 印度也從1985年起，先後接收了49架法制幻影-2000和69架蘇制米格-29戰鬥機，到90年代初，三代機數量同樣超過100架; 甚至連巴基斯坦都從1983年開始，先後服役了40架F-16A/B戰鬥機。

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設計理念

1979年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政府加強對華軍事關係，開啟了為時近10年的中國和西方的軍事合作蜜月期，直到89年的 “六四事件” 。

由於美國內部保守勢力的掣肘，美中兩國在軍事領域的合作進展非常緩慢。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遂鼓動英國、法國、義大利、西德、以色列等盟友，與中國開展軍事交流。 1979年法國就已經邀請中國，參觀其最新發展的幻影-2000戰鬥機。

1981年蘇聯代號西方-81的曠世大演習之後，美國國內各方勢力進一步認識到聯合中國的意義。 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訂了817公報，原則性解決了售台武器，特別是F-16，問題，中美關係迅速升溫。 1983年，美國宣佈國防部長溫伯格將正式訪華。 溫伯格的隨行團隊陣容強大，包括阿米蒂奇、沃爾福威茨、鮑威爾等80年代直至21世紀小布希時代均在美國國防、外交界擔任要職的精英人物。 顯示出美方對與中國建立起雙邊軍事關係，寄予厚望。

在溫伯格的主導下，中美關係上極為特殊的一段軍事蜜月期開始了。 1983年6月21日，美國正式宣佈將中國列入非盟國友好國家一類。

1986年4月，雙方簽訂了 “和平珍珠” 合作協定，中國與美國格魯曼飛機公司合作改進殲-8戰鬥機，美國將提供價值5億美元的航空電子設備改進50架中國戰鬥機，這是中國90年代引進蘇-27戰鬥機前，最大的一筆對外軍購專案。 這一專案後來雖因“六四事件”而流產，但在合作中，中國學習了美國航空業先進的工程和專案管理流程與思路及設計標準，雖然最終沒得到飛機，卻學到了如何設計先進飛機。

在這不到十年的蜜月期內，中國也努力的希望從西方國家獲得第三代先進戰鬥機：法國的幻影-2000、美國的F-16/79和F-14，但是都以失敗告終。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西方並不願意真正提高中國的航空設計、製造水準，而這是胸懷抱負的的中國所不願接受的。 第二，就是當時中國貧窮，無力花費十幾甚至二十幾億美元的高昂代價，採購少量第三代戰鬥機。

也是在這些失敗中，中國意識到了外購先進戰鬥機存在的種種局限。 張愛萍將軍在擔任國防部部長期間，在談及國防工業改革時，曾提出他的擔憂——“我們這個大國能靠買武器過日子嗎？”

蘇聯解体後，西方對中國的技术封锁日益加剧，提升空军實力，必須另谋出路！

艱難創新：中國的殲十、殲二十系列

中國一直想走出米格系列殲擊機的局限，所以在1970年由部分沈飛的專家組成成都飛機設計研究所，希望他們能走出新的設計路線。 在中美短暫的“蜜月期”間，蘇聯訓練出的這些中國專家們，有機會認識了西方的軍事技術，最重要的是讓中國看到了西方的技術發展思路才是未來，也就是那驚鴻一瞥就徹底改變了之後的中國。

1982年2月，殲-10總設計師宋文驄參加中國新一代戰機研製方案評審論證會，提出新型先進三代飛機方案，1986年1月，正式啟動了國產殲-10戰鬥機的研發。 2002年6月，裝備俄製發動機的殲-10小批量生產型號首飛。

中國的殲-10A可以說是其空軍自主建設的里程碑，中國人也管殲十叫做“爭氣機”，從此中國就開啟了反超的腳步。 殲-10A的身上還有很多F-16的技術，航空界的普遍看法是殲-10是一架鴨翼佈局的F-16。 另一款也有F-16技術的飛機是他們設計的驍龍殲擊機。

2022年3月11日，巴基斯坦空軍在卡姆拉舉行首批6架殲-10CE接裝儀式，實現了中國新一代航空主戰裝備成體系、成建制出口，是中國航空高新裝備出口的新突破。

之後，成飛又研製出殲-20，它是一款雙發動機，重型隱形戰鬥機，具備高隱身性、高態勢感知、高機動性等能力，相當於美國的F-22。 2019年10月13日，殲-20戰機列裝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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