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軍
至今為止，已經是疫情的第三年，國內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產業鏈、供應鏈調整乃至脫鉤雖然是由美國特朗普政府率先推動的，而疫情加速了相關的調整。就我國而言，中國防疫物資給世界做出了貢獻，同時也實現了復工復產。然而2022年科學的動態清零總政策到地方執行的時候變了樣，層層加碼，變成了靜態清零，對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變相造成了中國與世界脫鉤，而世界其他國家在今年上海封城時就漸漸走出疫情，即時調整政策，加速經濟復蘇。
中國國務院11月1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發佈《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學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即20條，緊接著又發佈《九不准》規範防疫過程的層層加碼。然而在前期防疫過程中的對新冠病毒的防疫宣傳中，片面強調病毒的危害，沒有特別告知百姓病毒已經減弱到沒有危害性，和放開後如何自我防護及醫治，導致嘗試放開的石家莊，家長不敢送學生上學，鄭州富士康員工寧願步行百里，也要逃離工廠。到11月底，廣州，接著深圳嘗試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及各個封控區，回歸正常生活，而各地還在觀望試點的效果，或者等待中央將按甲類傳染病管理降到乙類時才完全放開，將重點放到恢復經濟上來。
現在中國經濟的狀況的卻像是世界孤島，外迴圈和內迴圈皆不通。疫情的影響還在持續，各級政府及百姓需要回歸科學防疫，做好與病毒共存的心理建設，才能做到放開後醫院不擠兌，人民不恐慌，生產建設有序恢復。
有消息稱，中央政府已經批准香港與內地通關，這是有序放開的好消息。
同時，由於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打壓，疫情管控導致經濟恢復的滯後，即使放開後，經濟也不容樂觀。
就中國內部的改革而言，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中國如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一體化，便是從區域一體化做起的案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本位主義，行政阻力是內部大循環的最大阻力，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中國應當以二十大為契機重點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減少阻力。統一市場的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也需要從區域性的實踐做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出臺，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這一方面還是有決心的。
推動內部實現產業升級、轉移，所以如今東部的資本應該到西部來。東部有資本的優勢、有製造業的優勢，西部有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和土地優勢。因此，國內的a「一帶一路」可以著重推動內部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和實現內部大循環。
烏克蘭戰爭還在繼續，雖然很多人將此歸結於普京的大帝情節，然而起因還是北約東擴，老毛子忍無可忍，打的一場主動防禦戰爭，雖然在戰術上錯誤百出，力所不及，在戰略上倒是沒有大錯。
在俄烏衝突中，德國猝然將軍費開支提升到了GDP的2%，再軍事化的德國對整個歐洲意味著什麼？對法國意味著什麼，對美國意味著什麼？而前段時間德國總理訪華，中德再簽大單，也算是中國對德國自主外交的支持和獎勵，有助於打破歐美聯合絞殺。
在本次戰爭中，表面上歐洲內部實現了團結，跨大西洋關係也進一步地團結，瑞士和芬蘭也將加入北約，使之再度擴張。實際上歐洲團結對美國也有影響，對其霸權維護產生不利影響。縱觀歷史，當法國試圖維持其獨立外交政策並擁有獨立的工業體系時，美國為維持霸權，照樣會對法國進行打壓，同樣，德國經濟再歐洲一枝獨秀時，美國也會打壓，北溪管道被炸，可以認為是美國及時的敲打。
本次俄烏衝突中，中國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借此機會改善中美關係。實際上這是幻想。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和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利欽甚至普京本人早期都親西方，甚至想加入加入北約，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親西方並不會帶來雙邊關係的改善。美國既不允許西方體系內部出現挑戰者，也不允許外部挑戰者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加入了北約，就會對美國霸權構成內部挑戰。同理，就算中國再親美，美國也不會從根本上接受中國，日韓這種“半主權”國家除外。
中美關係是世界政治的兩根支柱，但世界政治不是只有中美關係，世界還有其他地區和大國，所以我們不能僅盯著中美關係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例如，本次俄烏衝突中土耳其就力圖維繫一種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既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對北約東擴予以譴責態度，並且積極勸和促談，拉攏衝突雙方在土耳其進行和談。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很獨立，沒有依附美國。日本如今則進一步體現出其作為美國附庸的角色，在臺灣問題等議題上積極追隨美國的態度。此外，印尼也是一個大國，可謂東盟的領頭羊，東盟國家也相對獨立，與日韓的親美立場相比更加保持客觀態度。
當今世界呈現多極化，逆全球化趨勢。無論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還是日本，都是地區一極。中國樂見世界秩序的多極化，也是對舊世界的瓦解。但並非所有的多極化趨勢都對中國有利。例如，土耳其正試圖建立突厥語系的帝國，這將對我國新疆的地緣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總人口即將超過中國的印度，其崛起也可能對中國造成較大的戰略壓力；此外還有掌握著CPTPP領導權的日本，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提出了更高要求。從這點上看，中美可能會有限合作。如今，中美兩國猶如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都是超級大國，如何與其他地區性大國合縱連橫，擴大經濟政治影響力，以求發展尤為重要。
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到今天，已經採取通過對印太地區的高度控制來切入對華政策，美國在印太的雙、多邊佈局的最終目標是形成亞洲版北約。實現北約的亞洲版有兩種途徑，其中一種就是將歐洲的北約引入印太地區。因為中歐關係主要是經貿往來，沒有地緣政治之爭，因此這一條路徑較難實現。第二條路徑是將美國在亞洲的雙、多邊機制轉換成類似北約的安全機制。
中美關係很重要，我們要對美國有客觀的評估。中國的發展讓美國擔心被超越，失去對世界的領導力和控制力，這是美國經濟絞殺中國的內在動力，是「不安全感」作祟。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快，而西方並沒有「降」，而只是升得慢一些。
縱觀歷史，美國每次經歷大危機，其技術水準往往會經歷一次較大的躍升，再上一個臺階。美國的進步並沒有隨著危機的出現而停滯不前。如果我們只看部分國內外媒體的報導，仿佛美國就要垮掉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的危機感非常強，但這不代表其經歷的危機已經變得不可調和。「衰」 「落」在很長時間裡會是美國的常態，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可忽視美國有經濟復興的實力。
儘管世界有逆全球化的趨勢，但全球化不會馬上中止。主要是看歐洲與美國能否保持開放，鑒於逆全球化並不符合資本的利益。在後疫情背景下，中國需要更加開放，繼續與世界保持連通。美國近年來處心積慮地想要推動對華脫鉤，因此繼續保持中美人員交流、人文交流對維繫中美關係大局十分重要，逐步放開疫情管控也就顯得更加必要。
如今我們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更加需要主動開放。歐美一些國家妄圖推動對華經濟絞殺，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要在做好內功的同時，加快開放。
中國對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會受到中美關係這個大框架的影響，事實上，對美國外交應當回到毛澤東、鄧小平的路線，做到實事求是，該鬥爭就鬥爭，該合作就合作。如今，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界定是合作、競爭加對抗。中國當然不想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很複雜。中國不應恐懼經濟競爭，但要強調良性競爭。
我們不想衝突，也不怕衝突，但要管控好衝突。中美間可能的衝突主要集中在南海、臺灣地區。但只要中國能跳出西方話語體系，重新定義當前面臨的問題，從共同開發、「一國兩制」等實踐中汲取經驗或能和平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達沃斯論壇及本次G20的講話都強調深化全面開放，而制度性開放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概念，需要拿出具體的方案和規則來。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基本沒有在政策上犯過顛覆性錯誤，只要我們保持理性，釋放制度優勢，我們就可以在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至今為止，已經是疫情的第三年，國內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產業鏈、供應鏈調整乃至脫鉤雖然是由美國特朗普政府率先推動的，而疫情加速了相關的調整。就我國而言，中國防疫物資給世界做出了貢獻，同時也實現了復工復產。然而2022年科學的動態清零總政策到地方執行的時候變了樣，層層加碼，變成了靜態清零，對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變相造成了中國與世界脫鉤，而世界其他國家在今年上海封城時就漸漸走出疫情，即時調整政策，加速經濟復蘇。
中國國務院11月1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發佈《關於進一步優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學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即20條，緊接著又發佈《九不准》規範防疫過程的層層加碼。然而在前期防疫過程中的對新冠病毒的防疫宣傳中，片面強調病毒的危害，沒有特別告知百姓病毒已經減弱到沒有危害性，和放開後如何自我防護及醫治，導致嘗試放開的石家莊，家長不敢送學生上學，鄭州富士康員工寧願步行百里，也要逃離工廠。到11月底，廣州，接著深圳嘗試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及各個封控區，回歸正常生活，而各地還在觀望試點的效果，或者等待中央將按甲類傳染病管理降到乙類時才完全放開，將重點放到恢復經濟上來。
現在中國經濟的狀況的卻像是世界孤島，外迴圈和內迴圈皆不通。疫情的影響還在持續，各級政府及百姓需要回歸科學防疫，做好與病毒共存的心理建設，才能做到放開後醫院不擠兌，人民不恐慌，生產建設有序恢復。
有消息稱，中央政府已經批准香港與內地通關，這是有序放開的好消息。
同時，由於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打壓，疫情管控導致經濟恢復的滯後，即使放開後，經濟也不容樂觀。
就中國內部的改革而言，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建立全國統一市場。中國如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一體化，便是從區域一體化做起的案例。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本位主義，行政阻力是內部大循環的最大阻力，必須予以重視和解決。中國應當以二十大為契機重點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減少阻力。統一市場的建設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也需要從區域性的實踐做起。《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出臺，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這一方面還是有決心的。
推動內部實現產業升級、轉移，所以如今東部的資本應該到西部來。東部有資本的優勢、有製造業的優勢，西部有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和土地優勢。因此，國內的a「一帶一路」可以著重推動內部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和實現內部大循環。
烏克蘭戰爭還在繼續，雖然很多人將此歸結於普京的大帝情節，然而起因還是北約東擴，老毛子忍無可忍，打的一場主動防禦戰爭，雖然在戰術上錯誤百出，力所不及，在戰略上倒是沒有大錯。
在俄烏衝突中，德國猝然將軍費開支提升到了GDP的2%，再軍事化的德國對整個歐洲意味著什麼？對法國意味著什麼，對美國意味著什麼？而前段時間德國總理訪華，中德再簽大單，也算是中國對德國自主外交的支持和獎勵，有助於打破歐美聯合絞殺。
在本次戰爭中，表面上歐洲內部實現了團結，跨大西洋關係也進一步地團結，瑞士和芬蘭也將加入北約，使之再度擴張。實際上歐洲團結對美國也有影響，對其霸權維護產生不利影響。縱觀歷史，當法國試圖維持其獨立外交政策並擁有獨立的工業體系時，美國為維持霸權，照樣會對法國進行打壓，同樣，德國經濟再歐洲一枝獨秀時，美國也會打壓，北溪管道被炸，可以認為是美國及時的敲打。
本次俄烏衝突中，中國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借此機會改善中美關係。實際上這是幻想。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和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利欽甚至普京本人早期都親西方，甚至想加入加入北約，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親西方並不會帶來雙邊關係的改善。美國既不允許西方體系內部出現挑戰者，也不允許外部挑戰者的存在。如果俄羅斯加入了北約，就會對美國霸權構成內部挑戰。同理，就算中國再親美，美國也不會從根本上接受中國，日韓這種“半主權”國家除外。
中美關係是世界政治的兩根支柱，但世界政治不是只有中美關係，世界還有其他地區和大國，所以我們不能僅盯著中美關係來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例如，本次俄烏衝突中土耳其就力圖維繫一種相對獨立的外交政策，既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又對北約東擴予以譴責態度，並且積極勸和促談，拉攏衝突雙方在土耳其進行和談。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很獨立，沒有依附美國。日本如今則進一步體現出其作為美國附庸的角色，在臺灣問題等議題上積極追隨美國的態度。此外，印尼也是一個大國，可謂東盟的領頭羊，東盟國家也相對獨立，與日韓的親美立場相比更加保持客觀態度。
當今世界呈現多極化，逆全球化趨勢。無論是俄羅斯、土耳其、印度還是日本，都是地區一極。中國樂見世界秩序的多極化，也是對舊世界的瓦解。但並非所有的多極化趨勢都對中國有利。例如，土耳其正試圖建立突厥語系的帝國，這將對我國新疆的地緣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總人口即將超過中國的印度，其崛起也可能對中國造成較大的戰略壓力；此外還有掌握著CPTPP領導權的日本，對中國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提出了更高要求。從這點上看，中美可能會有限合作。如今，中美兩國猶如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都是超級大國，如何與其他地區性大國合縱連橫，擴大經濟政治影響力，以求發展尤為重要。
美國對華政策演變到今天，已經採取通過對印太地區的高度控制來切入對華政策，美國在印太的雙、多邊佈局的最終目標是形成亞洲版北約。實現北約的亞洲版有兩種途徑，其中一種就是將歐洲的北約引入印太地區。因為中歐關係主要是經貿往來，沒有地緣政治之爭，因此這一條路徑較難實現。第二條路徑是將美國在亞洲的雙、多邊機制轉換成類似北約的安全機制。
中美關係很重要，我們要對美國有客觀的評估。中國的發展讓美國擔心被超越，失去對世界的領導力和控制力，這是美國經濟絞殺中國的內在動力，是「不安全感」作祟。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快，而西方並沒有「降」，而只是升得慢一些。
縱觀歷史，美國每次經歷大危機，其技術水準往往會經歷一次較大的躍升，再上一個臺階。美國的進步並沒有隨著危機的出現而停滯不前。如果我們只看部分國內外媒體的報導，仿佛美國就要垮掉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美國的危機感非常強，但這不代表其經歷的危機已經變得不可調和。「衰」 「落」在很長時間裡會是美國的常態，在這一過程中，也不可忽視美國有經濟復興的實力。
儘管世界有逆全球化的趨勢，但全球化不會馬上中止。主要是看歐洲與美國能否保持開放，鑒於逆全球化並不符合資本的利益。在後疫情背景下，中國需要更加開放，繼續與世界保持連通。美國近年來處心積慮地想要推動對華脫鉤，因此繼續保持中美人員交流、人文交流對維繫中美關係大局十分重要，逐步放開疫情管控也就顯得更加必要。
如今我們面臨嚴峻的國際局勢，更加需要主動開放。歐美一些國家妄圖推動對華經濟絞殺，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要在做好內功的同時，加快開放。
中國對其他國家的關係都會受到中美關係這個大框架的影響，事實上，對美國外交應當回到毛澤東、鄧小平的路線，做到實事求是，該鬥爭就鬥爭，該合作就合作。如今，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界定是合作、競爭加對抗。中國當然不想用競爭來定義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很複雜。中國不應恐懼經濟競爭，但要強調良性競爭。
我們不想衝突，也不怕衝突，但要管控好衝突。中美間可能的衝突主要集中在南海、臺灣地區。但只要中國能跳出西方話語體系，重新定義當前面臨的問題，從共同開發、「一國兩制」等實踐中汲取經驗或能和平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達沃斯論壇及本次G20的講話都強調深化全面開放，而制度性開放是更為重要的一個概念，需要拿出具體的方案和規則來。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基本沒有在政策上犯過顛覆性錯誤，只要我們保持理性，釋放制度優勢，我們就可以在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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