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 演講重點
編者按：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轉型挑戰，引發世人關注，2024年9月24日，投中資訊在成都以“壯大耐心資本，培育新質產業”為主題的論壇活動中，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詳細闡述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現狀、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和解決卡脖子問題的方案。 以下是根據演講實錄的重點。
從供給約束到需求約束
近兩年來，中國宏觀經濟面臨日益增大的總需求水準下降壓力，GDP平均指數已經連續7個季度處於負增長。 8月份的數據表明，消費、就業、財政等重要指標都出現明顯放緩乃至收縮的跡象。
所以現在需要關注兩個問題：
一個是總需求不足帶來的很多問題，包括消費、就業、財政等等。 總需求不足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 東亞成功追趕型經濟體，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都經歷過類似增長。 這種增長快速吸收了人類工業化階段的技術成果，把先行者幾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長濃縮到二三十年時間內，也稱為擠壓式增長。 但這類增長是有終點的。
2010年1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在達到一個高點後開始減速，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速。 一個可比較的對象是日本經濟。 日本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曾經歷了9%左右的高速增長。 70年代初進入中速增長，增速在4%左右; 90年代初再次減速為低速增長，2%左右，還出現了零增長和負增長。 如果與日本比較，中國目前處在中速增長的後期，應該還有5-10年的中速增長，增速應在4-5%之間。
理解這一過程，需要理解兩個概念。
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 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的進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和區間以後增長速度就開始下降。 2010年1季度實際上就是歷史需求出現峰值的點。
第二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後是收入結構。 簡單地說，中等收入群體或者中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分佈結構，有兩種：一種是中高收入者人數比較少，低收入者比重多; 另外一種結構是中高收入群體比重相對比較大，而低收入群體比重相對比較小，這種結構一般稱之為“橄欖型”結構。
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捩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捩點後中速增長的持續多長時間。
在轉捩點之前，整個經濟增長主要的約束條件是「供給不足」，容易出現“通脹”問題。 轉捩點出現以後，主要約束成為“需求不足”，就成為主要的矛盾了。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係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 這樣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 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后，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後退的困境。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大體佔1/3,4億人左右。 在這之下，還有9億多低收入群體佔2/3。 中國的基尼係數多年來是在0.4以上，有一些研究認為在0.45或者是更高的水準上。
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性的意見：“目前需求不足和中等收入群體相對比較小，低收入群體比重比較大的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需要把消費區分為「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於穩定，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 消費總量擴大體現為結構升級。 消費增長更多由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發展型消費拉動。
這兩種消費實現的方式差異比較大，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為主，發展型消費比較多是採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如醫保社保採取互助供給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直接挂鉤。 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檯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準滯後，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 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 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 四億中高收入群體與九億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相當大部分源於基本公共服務分享水準的差距。 所以擴大消費要找准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託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
針對中國宏觀經濟現在總需求不足的狀況，宏觀政策上，特別是財政政策上應該有一些比較大的舉措：經濟刺激計劃規模。 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於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 2008年搞了四萬億刺激計劃，當時的經濟總量是30多萬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等投資。 去年GDP總量達126萬億，可以考慮按GDP總量10%的比重，確定刺激計劃的規模。
以往是物質資本投資，這次是人力資本投資，發展型消費也是人力資本的投資。 比如，醫療衛生解決的是人的健康問題，教育解決的是提升智力水準、知識水準，社保是解決的是免除人民的後顧之憂，增加流動性，這些都是在提升人力資本，這也就是“人力資本概念”。
兩大突破口，或者說兩個重點領域。 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準。 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農民由進城打工轉為在城市家庭團聚、安居樂業。 增加保障房供應可以擴大房地產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帶動裝修、傢俱、家電等消費，家庭團聚可以帶動教育醫療養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後顧之憂，降低預防性儲蓄。
第二個重點是加快都市圈範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 城市群、都市圈範圍內的核心城市通常佔城市人口的30%左右。 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鎮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可容納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農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 同時也適合製造業和中低端服務業的集聚。 在這個範圍內，房地產、基建等還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重點推動城鄉之間人員、土地、資金等要素雙向自主流動，以市場化為基礎優化配置利用各類資源，農民可以進城，城市居民可以下鄉，給城鄉居民雙向創業就業置業以更大空間。 進一步解放思想，積極探索，把農村宅基地流轉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相配套，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實現土地利用效率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另外還有一個目標：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 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9億，這個目標實現以後中國經濟中速增長期能延長比較長的時間，這對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的意義。
解決卡脖子問題
目前應該更多地關注高生產率的產業。 最近幾年國家提“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指標就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提升生產率可以是從價值鏈的低端、中端向高端的提升，也就是傳統產業的升級。 此外，直接切入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增長的新賽道，這是最近幾年發展的重點，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
在這段時間內中國具有三大優勢。
第一個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全球範圍內14億人構成一個市場，只有中國能夠產生“統一市場”。 “統一市場”形成以後，消費規模擴大，市場能肉容納更多的同類型企業，中國國內競爭即可逐步成長出一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 事實上中國國內這些企業之所以有競爭力是因為中國國內有一系列優勢，包括超大規模優勢，它能夠捲起來，而很多國家是卷不起來的。
第二個優勢是后發優勢加新技術應用。
中國有較大的追趕潛能，或者說人類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技術進步所形成的結構性潛能，也是發達經濟體已經做過的、我們還沒有做但有條件有可能做的事情。 到2035年，從目前的人均1.4萬美元到3.5-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製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
第三，強大的跟隨技術和工程化能力。 中國的短板是“0-1”基礎研究領域比較差。 “卡脖子”是一個表像，背後是中國在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或者源頭創新方面較弱勢。
對此有三個解決方案，一是認可和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二是重視發揮大型科技企業的作用，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要加強和國際上的交流，最後應該壯大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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