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逸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跟做生意的，兩者之間有著複雜并且非常不穩定的關係。它是一種共生關係：做官的不能沒有做生意的去搞活經濟；做生意的不能沒有做官的爲他們提供社會穩定，交通便利，以及短期的放縱，同時又擺脫不了做官的對他們的控制，或者利益均沾的要求。
在中國歷史上，做官的和做生意的，兩者互動的循環時常令人爲之浩嘆。當民生凋疲的時候，做官的乃大開方便之門，讓做生意的去創收，給老百姓飯吃，否則政權不穩。可是，當大家生活富裕之後，有些做生意的錢賺多了，搞得大家眼紅，做官的乃說，這些是不義之財呀！於是乎，做生意的就倒霉了。
做官的一收緊，剝奪了做生意的賺錢機會，民生又凋疲了，做官的官位不保，衹好再開方便之門，從頭再來一次。陳雲就說過，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這曾經是中共的經濟循環論，有別於目前的雙循環論。
1949年中共建國，毛澤東深信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一心一意要搞計劃經濟，消除私有財產，徹底掃除依靠剝削農工大衆的中間人，也就是消除做生意的這個職業類別。在他老人家死後不久，我到大陸旅游，發現每個酒店的熱水瓶跟解放前一模一樣，連鐵皮上的圖案都沒有改變。街道上基本沒有商店，都是工廠公司的門市部，賣的產品就那麽幾種，格式缺乏變化。滿街人穿的不是藍色就是灰色的衣服。騎的自行車也是一個模樣。最明顯的結論是，沒有人做生意，社會就沒有進步。
沒有私營企業，民生工業就極端落後 — 回到了解放前。
小平同志實在很了不起，他居然提出了一個 “讓少數人先富起來” 的口號。他説，咱們不討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你現在到大陸上旅游，你肯定發現，大陸上的民生產品，種類之多，讓你目不暇給。互聯網，快遞，5G，等等等等，中國的發展速度驚人。短短幾十年，已經快要追上美國了。事實證明，私營企業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絕對重大的貢獻。
大陸有一位經濟學家，名叫吳曉波，他出版了三冊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書，《激蕩三十年，1978-2008》和《激蕩十年，2008-2018》。他從一個非常獨特的角度，客觀，不作價值判斷地記述了過去四十年間將近一百位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他們的生平，創業的經歷，以及後來的命運。書中連帶提到的人物數目則更多。
第一代的企業家的命運大多數都不太好，因爲，要創業，他們不得不違反社會主義的法律和規定。所以他們中間被判刑，一判就是很多年；有的破產；有的悄然退休。甚至有人妻離子散。由於文革剛剛結束，他們之中許多都是在農村中的社辦企業開始創業的，如大邱莊的禹作敏，華西村的吳仁寶等。有許多根本沒有受到正規教育，例如一位孤兒，連自己姓什麽都不知道，因爲養牛就起了個名字叫牛根生。他創辦了蒙牛集團，成爲中國最大的奶製品公司。又如一位從個體戶發展到開始雇用工人而受到小平同志表揚的傻瓜瓜子創辦人，年廣久。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任正非了。關於他，我們不必多説，衹需要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民營企業家，對中國的科技發展作出了令人敬仰的貢獻。
1984年以後，企業家開始從城市中冒頭，聯想的柳傳志，海爾的張瑞敏等一大批創建了具有工業内涵的企業。其後，文革以後上大學，在政府機關工作一陣子，然後下海經商的人大批出現了，其中如郭廣昌的復星，王傳福的比亞迪等。比亞迪創業之初獲得股神巴菲特的注資，在電池和電動巴士方面有驚人的發展，爲股神賺的盆滿鉢滿。
許多大型企業，包括地產業，電子業，家電業，保險業等，都在八零年代後期和九零年代建立了他們的王國。1998-1999，作者稱之爲互聯網的元年，是在這段時間新浪，搜狐，網易，百度，盛大，騰訊，阿里巴巴，紛紛橫空出世，開創了中國的新時代。
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創業者所遭遇到的意識形態，教條，法律，官僚，既得利益，以至於社會上保守力量的阻力，可以比作一座座大山，而他們需要一點一點地挖，辛辛苦苦地挖出一條小路來。真正賺大錢的是後來的這一批，其中雙馬是代表人物。
螞蟻金服的IPO被勒令叫停，批評馬雲的聲音鋪天蓋地而來，難免令人產生疑慮 : 這是否意味著做官的又要“收”了？還是僅僅爲了讓私營企業走上更合理的運作方式？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向中國私營企業的一大批企業家致敬：你們辛苦了。非常感謝你們對中國經濟發展，以及爲小民的就業，作出的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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